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出现改变了雍陌村。用从1984年起担任了21年雍陌村村支书的郑帝清的话说:“是霍先生(霍英东)带旺了这个地方。”
1981年的雍陌村只有3000多村民，而罗三妹山脚的这片土地“绝大部分是荒山，只有一小部分山坑田”，荒山是当地的旧坟坡，当地人开玩笑说“山上人比山下多”，因为山上埋了5000多座坟。而山坑田土地贫瘠、产量不高，当地农民基本上都在田里种树，少数种一点水稻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当临近的孙中山老家翠亨村已经开始吸引海外游客时，郑帝清还在为能否分到足够的肥料而头疼。中山温泉宾馆和球会的建设，对带领着三千多村民的他来说，无疑是一个释放压力的好途径。除了球场支付的征地款，1989年以前，中山温泉宾馆每年还会向三乡镇政府上交20万元，雍陌村能从中分到6万元，这里还成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接待过不止一代中央领导人的村庄。
甘伯金和陆惠娟
“征地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求，如果涉及耕地，需要减免我们的农业税和公粮，还需要按照国家标准招工。”郑帝清说，“那时候当工人好‘威’的，铁饭碗。”温泉宾馆刚成立，就从雍陌村招了20多个工人，球场一建好，又在村里招了100多个员工，球童占多数，外加种草、种树的员工。时任总经理的戴耀宗提到，“当时进球场工作是很有面子的，包含后来培养的年轻选手们，每一年霍先生都会安排他们去香港比赛、学习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这些机会都非常难得。”
被高尔夫改变人生方向的，并不仅限于以梁文冲为首的球员们，还有见证中山温泉球场和中国高尔夫球四十年成长的普通员工。1984年11月正式入职中山温泉，现年59岁的甘伯金和55岁的陆惠娟马上就要退休了。新中国高尔夫球发展了四十年，他们也作为球童度过了四十个春秋，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高尔夫球行业的初代打工人。
59岁的甘伯金说自己未来也许会开个小店
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，一开始球场还是荒坡时，家里的老人们就来帮忙搬石头种草，“当时球场租了我们的山地，从一开始施工，周边的本地村民就来这里打工了。当时大家还在种地，种完地来球场拔杂草，我妈妈当时也来过，一天可以赚两块钱。”甘伯金说。1984年的两块钱日薪吸引了不少人来球场打零工，“不光是我们村里的人，还有从三乡来打工的人。”
球场的第一批球童一共三十多人，参加报名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，所以录取标准是什么?当年的甘伯金和陆惠娟都不懂高尔夫，“主要看的应该是吃苦耐劳。”辛苦是真辛苦，当时没有球车，球童都要背包，但那时能进球场工作也是件很有面子的事。选上之后他们接受了一个月的培训，培训由香港职业球员、中山温泉第一任教练邓树泉负责。“最开始什么都不懂，只记得当时有很多旅游团，从中国香港、菲律宾、日本、韩国来，打球的客人从中巴上下来，我们就去拿球包上班。”
只要体力支持，陆惠娟还愿意留在球场服务
当时球童们的收入不算低，虽然没有基础工资的概念，但每次下场背18洞球场球会都会付给球童5块钱。“客人多的时候我一天可以跑三趟，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。”打球的外商们也带来了小费文化，服务一场球可以得到20块港币小费，或者是10元兑换券。四十年来，这些数字也在一点点变化。当然也有不变的，比如今年已经80多岁高龄的香港老会员，依旧会来球场打球。甘伯金和陆惠娟算着，“还有新加坡、加拿大的会员，这么多年一直来的老会员有十来个，每年到了秋冬都会过来，都认识。”
因为球场就建在家门口，这里的球童们也都各自盖了房子，退休之后干什么?甘伯金说自己也许会开个小店做做小生意，而陆惠娟还没有什么想法，只要体力够她也愿意继续在球场服务，球场会返聘退休的球童，想来出场还可以继续出。“但肯定要留出时间照看孙子哦。”
中国高尔夫球四十年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，却可能跨越了三代人的命运。与新中国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相隔不远，是珠海高尔夫俱乐部(原珠海国际)所在的小镇唐家湾镇。出生于1972年的职业高尔夫教练唐锦昌是地道的唐家湾人。当年珠海国际球场启动征地建造时，高尔夫也转动了改变唐家三代人命运的齿轮。
唐锦昌的父亲唐文桐是全家最早进入球场工作的人，当时他是村里为数不多读过书也爱学习的人，进入球场之后开始学习草坪养护和管理，算得上是新中国最早管理草坪的本土员工，“后来我父亲被调到同一集团的珍珠乐园担任管理科科长，叔叔就成了第二个草坪科科长，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做到退休，人生大半辈子都在球场工作。”不光是父亲和叔叔，唐锦昌的妈妈和姑姑，以及和他同辈的第二代人也有不少在高尔夫球场打工。
